1994 无冕之王
2004年10月30日,一代球王迭戈-马拉多纳迎来了自己的44岁生日,在这里,我们节选球王自传《我是迭戈》中的一部分献给喜爱他的球迷,共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向球王表示敬意。
1994年世界杯,到底发生了什么
1993年6月我离开塞维利亚回到了阿根廷,我在寻找新的俱乐部,当然我也在关注着国家队。9月5日我去了纪念体育场,穿着10号球衣,不过不是去比赛,而是和其他球迷一样,在看台上观看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世界杯外围赛。
阿根廷当时以1分领先哥伦比亚,只要1球小胜就可以晋级,但没想到的是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却一个接一个,一共打进了5个。当时体育场里的人们都在喊着“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就连阿根廷人也在那样喊,当时我简直想自杀。
人们当时对我说:“回来吧,迭戈!回来吧!”整个体育场后来开始呼喊“马拉多纳,马拉多纳!”但是我不是为了回归才去看那场比赛的,那种感觉像是被羞辱一样。当时我哭了,因为阿根廷输了0比5,这是一种巨大的倒退,这场失利几乎让我们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我们还有晋级的机会,和澳大利亚踢两回合的附加赛。我当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回国家队,但球员们和主教练巴西莱都要我回去。后来,我接受了,为了那些需要我的人。
当时我已经在进行着恢复计划,一种中国的方式让我在一周之内减掉了11公斤的体重,我和我的私人教练塞里尼定下了目标,力图恢复86年墨西哥世界杯时候的体能标准。当时我一天要练三堂课!我头脑里有一个清晰的念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了,我要踢出最好的水平。
每个人都对我的身体恢复情况感到吃惊,当时我看起来确实很瘦了:只有72公斤。在我生日后的那天我们和澳大利亚打成1比1平,巴尔博把我的传中射入了球门,对我来说感觉不错,因为我又像是球队的领袖了。11月17日,我们在纪念体育场1比0赢了,最终晋级了世界杯决赛圈,不过这只是开始。
在波士顿(美国世界杯阿根廷队驻地)的新家,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激情。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也许还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要知道在当时我甚至连俱乐部都没有。不过我仍然充满了憧憬,对世界杯我总是如此,我已经踢过3次世界杯了,但感觉还和第一次参加时一样。
当大赛开始后,我们是踢得最出色的球队,我们有非常多的天才攻击手,为了弥补后防的缺陷,我们会全力进攻。我们会在进攻时全部冲向对方的禁区,我对希腊的球就是这么打进的,当时都是一脚触球,就像一部机器,一个、两个、雷东多、最后是我,然后球进了!我们就这样4比0打垮了希腊,又2比1逆转了尼日利亚人。当时我们是一支伟大的球队!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4年6月25日,永远不会。在同尼日利亚赛后,我感觉自己还有体力再踢一场。当时我还在场边和人群一起庆祝胜利,这时护士找到了我要求尿检。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怀疑,我是干净的,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只是对克劳迪亚(妻子)做了个鬼脸,开着玩笑。
我当时非常平静,因为我在以前的世界杯时也做过尿检,结果一切OK。我什么也没有服用,暂时戒掉了一切,包括毒品。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那个有点胖的护士一起走向尿检室时还在欢庆胜利的原因,我心里很坦然。
3天后,我在波士顿的驻地和队友一起休养,天气很热,就像大赛中的每一天一样。我们当时快乐的像孩子,突然,马尔克斯(领队)带着阴沉的脸色出现了。“谁死了?”我当时这样想。“迭戈,我需要和你谈谈,”马尔克斯说。他把我带离了其他人,手臂挽着我的肩膀,说出了惊人的消息:“迭戈,你的药检结果呈阳性,不过别担心,阿根廷足协的官员们会处理这件事的。”
我几乎没有听到后面的话,我转过头去寻找克劳迪亚,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身影了,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的嗓音几乎是撕裂的,告诉她我们要离开世界杯了。之后,我开始像一个孩子般哭泣。后来我们回了我的房间,我突然忍不住爆发了,我冲着墙使劲用拳头砸着,喊叫着:“狗娘养的,我为了准备世界杯拼了命,可看看现在!”
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克劳迪亚、马尔克斯他们都不敢。我当时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任何事。我不相信足协官员们会处理,整个世界都向我砸了过来。
我们当时准备去达拉斯和保加利亚踢比赛,但当我知道自己不能上场时,心都快碎了。我当时不敢和任何人说话,我心里暗自希望那些足协官员们能做点什么,他们该知道我为了世界杯很长时间都是一天训练三次。
比赛前的一个晚上就像地狱般难熬,人们都听说了这件事,官员们也在商讨对策。我试着入睡,但马尔克斯敲响了我的门:“迭戈,都结束了,复查也是阳性。”阿根廷足协已经决定从参赛名单里把我去掉,我不再是国家队的一员了,我喊叫着:“帮帮我,我害怕自己会干蠢事!”
到早上我都没有睡着,我的私人教练一直和我在一起,球队出发去了体育场,而我却留在了后方。我想对阿根廷人民解释这一切,我记得我说:“我(在意大利)吸毒,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我禁赛了2年。在2年里我每3个月或者4个月就要检查一次,就像在显微镜下一样。我为了世界杯准备的这么辛苦,几乎拼上了性命,我为什么要冒险亲手毁了它?”
我发誓,可以再次发誓,我没有使用任何兴奋剂,也没有在世界杯期间吸毒。我用我女儿的生命发誓,现在我依然可以这样发誓。我现在确信一件事,我曾为吸毒付出了代价,但国际足联却还不满足,他们想要我流更多的血。
后来我和一些记者朋友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看阿根廷与保加利亚的比赛,我坐在地板上,后背靠着床,比赛开始了,我一声也没有喊,没有动,我的灵魂在比赛场上,那是我应该在的地方。我女儿曾给了我一面旗子,我把他交给了卡尼吉亚,后来我在场地里看到了它。
我关于保加利亚那场比赛的最后记忆是:比赛后,雷东多找到我,眼里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在场上一直寻找着你,可我找不到,整场比赛我都在寻找着你!迭戈!”我们已经成了一支彼此熟悉的球队,了解对方的心灵,现在这个整体不复存在了。
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清楚。克劳迪亚后来告诉我,我吃了一种药,结果出了问题。这是我的私人教练塞里尼一次无意的疏忽,我们当时从阿根廷带来的防感冒药没有了,他从美国当地买了这种药,里面含有一定剂量的麻黄素,兰蒂尼博士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那种药做了分析,验证了里面含有这种物质,也就是导致我停赛的东西。
我请求上帝让一切变得好起来,但上帝也许在想别的事情。布拉特、约翰松这些大佬们不会谅解我,他们谈论着公平竞赛,但他们却忘掉了人性。我被驱逐出了世界杯,就因为有人给了我一点麻黄素,而这就是他们的公平竞赛。
也许我还会继续战斗,永远不会太晚。我要收集所有的证据,有一天我要去国际足联。那时候我也许60岁了,但我还是会一脚把他们的门踢开,然后让一切真相大白天下。